曾國藩曾說：“明德、新民、止于至善，皆我分內事也。”所以曾國藩一生都在修身，做一個“天地完人”。為了實現自己的夢想，曾國藩曾給自己立過一個“三戒”的規定，即“戒多言、戒忿怒、戒忮求”。
戒多言
嘴巴是用來說話的，好論人長短，幾乎是人的天性，只是有的人知道怎么把握分寸，有的人卻信口開河，曾國藩也不例外。咸豐元年（1851年）太平天國運動爆發，曾國藩直接上疏，直指咸豐三個缺點：見小不見大、不求實際、剛愎自用。
曾國藩敢于說皇帝的不是，自然是犯了天威，結果引得咸豐龍顏大怒，直接把奏折摔在地上，準備治曾國藩的罪，幸虧在穆彰阿、倭仁等人的勸阻下才作罷。曾國藩自己想做一個清官，又希望別人也是清官，看到滿朝文武個個都貪財好色，他口無遮攔地去批判這些官員，結果得罪了朝廷眾多大臣，幾乎成了朝內大臣的公敵。
咸豐二年，曾國藩得到了江西鄉試主考官的外差，終于逃離了處處是敵的北京。然而即使離開京城這個是非之地，曾國藩的境況也好不到哪里去，在江西，他那口不擇言的個性又把江西的官紳給得罪了，結果也是處處碰壁。
經過這么多的磨難之后，曾國藩終于悟出了都是“多言”惹的禍！于是，他下定決心，在生活與工作中處處留心，每天都把見的人，說的話，看的書通過日記記錄下來，以此反省自己的得失。通過一段時間的修煉，曾國藩“好論人是非”的毛病得到了徹底的根治。
曾國藩寫信給他的好友劉蓉時，語言有了很大的改變，連劉蓉都感覺曾國藩像變了一個人！改善了語言之后，曾國藩為人處世更加圓融，人際關系也從當初的四處碰壁發展成后來的左右逢源。
曾國藩教育兒子曾紀澤說：“古來言兇德致敗者約有二端：曰長傲，曰多言。丹朱不肖，曰傲，曰訟，即多言也。”曾國藩認為，如果想使用言語超過壓制別人，即使勝了，別人也不會服氣，為人處世上，還是應當言語謙遜一些為好。
爭吵往往沒有是非可言，結果常常會意氣用事。一個人牢騷太多，結局必然抑塞，無故而怨天，天必不許，無故而尤人，人必不服。抑郁不平之氣，往往傷人害己。
戒忿怒
心態是人生幸福的根源，一個人容易被人激怒說明這個人的心理還沒有成熟。我們常說“生氣是用別人的錯誤來懲罰自己”。曾國藩為什么要“戒忿怒”，其實就是想營造一個平靜如水的心理環境，保持積極的人生觀。
為了修煉自己的心理，曾國藩向他的好友馮樹堂學了靜坐之法，希望能做到“猝然臨之而不驚，無故加之而不怒”。開始時，曾國藩的靜坐并未達到排除雜念的效果，是形靜而神未靜。正如他自己所說：“靜坐之法，養氣之方，都只能知，不能行。”
例如道光二十四年（1844年）的正月初一，他就在日記中載：“是日為車夫忿怒兩次。”還有一次，曾國藩才考上進士進入翰林院不久，他的父親也跟著他住到了北京。有一個名叫鄭小珊的好朋友來曾府給曾麟書看病。因為鄭小珊跟曾國藩關系很好，而且醫術高明，兩人來往也比較多，所以說話也很隨意。
那一天，不知道曾國藩跟鄭小珊說了什么，鄭小珊當時就很反感，當場吵了起來，鄭小珊拂袖而去。事后，曾國藩越想越覺得自己不對。他后悔萬分，在日記里反思說：“此事余有三大過：平日不信不敬，相恃太深，一也；此時一語不合，忿恨無禮，二也；齟齬之后，人之平易，我反悍然不近人情，三也。
惡言不出于口，忿言不反于身，此之不知，遑問其他？謹記于此，以為切戒！”曾國藩知錯就改，決定去鄭小珊府上道歉，恰好鄭小珊也是個豁達之人，那一天來曾府祝壽，當天晚上，曾國藩去鄭小珊家賠禮道歉。過了三天，曾國藩又邀上陳岱云一起去酒樓喝酒賠罪，兩人冰釋前嫌。
戒忮求
中國有句話：“天下熙熙，皆為利來;天下攘攘，皆為利往。”眾多人忙忙碌碌一生，都在為功名利祿而奮斗，一些人甚至把這些作為成功的唯一標準。只是有的時候，富貴就如同火中取栗，栗沒有得到，反而傷了自己。曾國藩說“戒忮求”，這是他人生悟出的一大智慧。
曾國藩不僅是這么說，也是這么做的。在給他弟弟曾國荃的信中寫過這樣一段詩句：“左列鐘銘右謗書，人間隨處有乘除，低頭一拜屠羊說，萬事浮云過太虛。”詩中的“屠羊說”是說有個宰羊的屠夫，他曾幫助楚昭王恢復失去的天下，但楚昭王復國后再三請他做官都被他謝絕。
他說，大王丟了國土時我也丟了宰羊的工作，現在大王重登寶座，我又操起宰羊刀，恢復了過去的一切，這很好。曾國藩借用這一典故告訴弟弟：毀譽從來就是一對孿生兄弟，有人說你好，自然有人眼紅，會找你的麻煩；人世間到處都有利益與財富的爭奪，只要你想一想楚昭王時期的“屠羊說”，那么功名利祿不過是天上的浮云。
曾國藩平定太平軍之后，大清帝國三分之一的天下盡在曾國藩手中，曾國藩的很多幕僚也希望他能效仿曹孟德，進一步奪取天下，以當時湘軍的實力和旗兵的戰斗力來說，曾國藩稱帝也不是沒有可能。但曾國藩的選擇卻是自裁湘軍。假如曾國藩真的去爭天下，就會生靈涂炭，民不聊生！
品曾國藩的“三戒”，從他身上我們也可以感受到一個“完人”的心路歷程，從曾國藩身上我們也能學到做人的道理——有話好說，但不亂說；有話好談，但不發怒；君子愛財，但要取之有道。